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圆桌对话】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为了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内涵、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侧重点等问题，本版特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解读，以飨读者。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蔡昉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刘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赖德胜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1.推进国内大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主持人：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内大循环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目前看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国内大循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蔡昉：总体来看进展良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处在合理区间。虽然近几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如果把估算的GDP潜在增长率与同时期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实际增长率是基本符合潜在增长率的。不仅如此，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潜在增长率衡量的是供给侧的增长能力，能否得以实现还需要社会总需求予以支撑。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大背景下，我国能够长期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得益于投资和消费内需的持续增长，二者成为总需求的重要拉动力。其次，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显著改善。通过观察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等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可以看出，2010年之后这些均呈现下降趋势，近两年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持续改善。
赖德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国内循环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近两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国内大循环的渠道日益畅通，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日益增强。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加大了市场化改革的力度，继2020年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后，2022年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化了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国内市场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持续增强。
刘伟：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内大循环，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畅通循环，在多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国内循环的基础有了明显改善。首先是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社会分配状况得到改善，为扩大消费打下基础。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和乡村发展潜力。这些都有助于释放14亿多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为继续扩大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企业创新创业、扩大投资提供良好环境。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并将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用法规制度固化下来，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也有助于未来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2018年大幅提升32位后，2019年又跃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最后是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高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跃进，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更加完善，在数字经济、5G通信、载人航天、新能源、高速铁路和新一代核电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我国已跃升至第12位。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居世界第2位，科技类人力资源总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为世界第一。
2.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主持人：应当从哪些维度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赖德胜：所谓内生动力，是指驱动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力量，比如内需的规模及其成长性，它隐藏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及相互之间的连接之中。可靠性则指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及其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一般来说，内生动力越强，可靠性也就越强，同时，可靠性增强了，也能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供给的质量，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超大规模而且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稳经济的定海神针，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理，如果产业链供应链有更强韧性，国内大循环有更高安全性，则能为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虽不断增强，但根基还不够稳固，还面临消费趋于收缩、供给面临冲击、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等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
刘伟：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需求存在进一步收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某些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链等方式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基于上述观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需求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了。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有助于摆脱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提升经济行稳致远的可靠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不仅为国内循环提供需求支撑，也对外部供给具有很强吸引力；二是高质量的供给能力，我国已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初步具备满足更高需求水平的供给能力；三是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许多产业领域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国内循环对国际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基于这三方面优势，进一步畅通地区间、城乡间的经济循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会让国内市场对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产生更大吸引力，从而在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同时，既能保障国内循环的可靠性，也能提高国际循环的可靠性。
主持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伟：第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在外部需求减弱的背景下，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能够更好满足供需均衡的要求，有利于把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我们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市场主体自发性支出的意愿，以高质量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第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这是稳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增强国际大循环带动能力的迫切需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优化，首先要确保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我国在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迅速补齐在核心硬件、基础软件和部分基础原材料等领域的短板。其次是通过积极发挥我国产业配套能力强、部分产业国际领先的优势，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实现更高质量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第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一方面，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从供给侧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个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这有赖于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切实扭转部分经济主体转弱的预期，杜绝一些主要风险点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赖德胜：首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6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人，已积累起了巨量人力资本，配置好、使用好这些人力资本，使各类人才奔涌而出，有助于促进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其次，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更高质量的供给满足人民更高水平的需求，包括进一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并提高统筹层次等，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必须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增进农民的发展动力、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蔡昉：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所以加强需求管理也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重点。我认为当前应特别关注投资需求，从提高投资回报率入手扩大投资需求。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赖于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不断提高，通过更加合理、更为有效地配置资金来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这意味着，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疏通要素流动渠道，营造更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并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除了提高投资需求，还要从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3.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同时，还强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国际循环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刘伟：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循环，有效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当前，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经济在国际循环方面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一是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两头在外、低附加值的出口模式，以适应国际需求相对下降、国际贸易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二是传统的以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模式需要有所改变，否则会导致国内环境和资源负担加重，企业利润率较低并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三是在进口方面需改变总量不足、结构不安全的问题；四是需加快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变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过程中，既要不断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完善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以及配套性政策，以此促进全方位各领域深化改革，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完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双、多边经贸协议，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供给者、制定者。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以国内循环为主时动力不足、倚重国际循环时安全性不够的困境，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首先，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坚持稳中求进，努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协调，做到统筹发展与安全。其次，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切实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既可增强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可缓解当前依赖国际循环时出现的关键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安全问题。最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形成对有关国家“脱钩断链”的实质性约束与反制。当前应重点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放宽、优化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国际人才引进措施，充分利用好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展会的吸引力，大力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加入进程，向世界展示我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与积极预期。
赖德胜：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此，应发挥我国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使制造业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优化对外开放空间格局。
蔡昉：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求我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中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一个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通过加快创新发展逐步使我国成为更多高端产品的出口国。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下降，我国的比较优势将日益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实现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另一个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借助规模经济优势获得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内外联动的国际循环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模式相比，这一模式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逐渐缩小的情况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的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这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优势条件。
4.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如何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促进二者的有机结合？
蔡昉：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看，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过程中，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在满足更高水平消费需求的同时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投资需求。当前我国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不少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新的发展动能，相关的政策举措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防止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防止制造业发生早熟型萎缩。需求侧管理则应着眼于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进一步扩大内需，应继续保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继续改善分配结构，特别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加快实质性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速度。
刘伟：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能走社会总需求低层次总量扩张的路径，搞大水漫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会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而是要扩大高质量的社会总需求。必须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秩序，培育内需体系，在竞争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用高质量的内需牵引出高质量的供给。应更加强调需求管理的重要性，注重有效防范和化解因需求收缩可能引发经济失速的风险，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赖德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增强发展主动性的长久之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为此，应着力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更加匹配，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市场主体适应需求变化、引导需求发展的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而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安全发展，注重围绕市场主体需求施策，增强政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