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骚乱凸显复杂政治局面,三个信号耐人寻味******
中新网1月10日电(记者 孟湘君)名家艺术品被破坏、多间办公室遭冲击、桌椅被掀翻、文件散落一地……
当地时间1月8日,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身着统一服装、手持国旗、横幅和棍棒,闯入国会、总统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并与军警发生冲突,甚至盗走总统卫队武器。
如此混乱的场景,让外媒联想到两年前,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的场景。然而,这一次,不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而是“巴西特朗普”支持者,冲闯和破坏了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办公场所。
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国会前,一名男子在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的反政府示威现场挥舞巴西国旗。
新上任不久的巴西总统卢拉紧急部署平息骚乱,目前已有逾400人被捕。回顾事件,至少传递出三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凸显该国政治局面之复杂。
第一个信号:
骚乱时机耐人寻味
这场骚乱,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爆发。事发时,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圣保罗州视察暴雨灾情。
在随后的紧急讲话中,卢拉强烈谴责骚乱事件,指责政府建筑被“法西斯分子”和“狂热分子”攻占,是“野蛮行为”。目前,他已回到遭破坏的总统府。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
卢拉誓言严惩骚乱制造者,铲除幕后资助者。他果断签署联邦干预安全法令,加强首都巴西利亚安保,多管齐下应对冲击。
其一,下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巴西利亚,以恢复秩序。
其二,下令关闭巴西利亚市中心24小时,包括行政和政府大楼所在主干道,宣布当地进入联邦安全干预状态,持续到1月31日。
其三,撤换当地公共安全负责人,任命司法部副部长卡佩利为新负责人。
目前,据巴西联邦区州长罗查透露,已有400多名参与骚乱者被捕。巴西《圣保罗页报》称,为将示威者赶出相关建筑,军警、联邦警察、装甲车、直升机齐齐出动,催泪瓦斯弹、震撼弹、胡椒喷雾纷纷上阵……
总体可见,事态还是挺严重的,影响也不小。
虽然正式调查结果出来前,一切都只是猜测,但细观事件第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来自骚乱发生的时机和形式。
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示威反对总统卢拉。
至少,有三点引人思考:
第一,骚乱发生时卢拉刚上任一周多,事发时总统不在总统府,这是时机凑巧还是精心选择?
第二,正如卢拉所说,是首都安全出现“疏漏”让示威者有机可乘,也导致首都安全负责人紧急换将。那么,“疏漏”究竟从何而来?
第三,骚乱形式为何如外媒所言,与北美的那个“超级大国”类似?
第二个信号:
前总统表现耐人寻味
事实上,巴西正处在政治紧张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气氛当中。
一方面,是前总统博索纳罗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不甘败选;另一方面,是总统卢拉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重返权力中心。两股力量激烈博弈,造就了巴西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
资料图:博索纳罗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特朗普”。他曾在巴西国民议会下议院,度过了作为边缘议员的七届任期,也曾表达对该国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怀念。由于在经济、新冠疫情和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等方面应对不力,竞选连任时,他失去了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在此之际,第二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出现了,那就是博索纳罗的表现。
自竞选落败以来,虽然其支持者一直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质疑总统大选结果的公正性,大肆鼓噪和开展破坏行动,甚至呼吁发动军事政变让卢拉下台,但博索纳罗本人在公共场合几近缄默。
就连博索纳罗的副总统莫朗也批评其未能及时安抚和团结国家,而是“让反民主情绪制造混乱和割裂”。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所在政党,形容暴力冲击政府机构事件是“巴西悲伤的一天”。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图
任总统期间,只有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能对博索纳罗发起刑事调查,但随着卢拉2023年1月1日宣誓就职新一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失去了司法豁免权。眼下,他本人、心腹及两名儿子,面临散播虚假信息、攻击选举制度等指控。
宣誓就职时,卢拉不点名地批评了博索纳罗任内的做法,强调“犯错者将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他认为,“这个国家为权利、主权和发展而建立的大厦,近年来遭到了系统性破坏”。
英国《卫报》等披露,在巴西总统任期结束前48小时,博索纳罗已秘密离境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避难”,也未出席卢拉的就职典礼。
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有外媒发现自己侄子身处骚乱现场,但博索纳罗仍罕见发声,否认与骚乱间的关联。他表示,“我否认巴西现总统对我的指控,这没有证据”。
第三个信号:
美国表态耐人寻味
巴西形势突变后,各方纷纷表明立场。谴责暴力、支持巴西民选政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
资料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联合国
“巴西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巴西人民的意愿及民主机构“必须得到尊重”。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政府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纷纷批评骚乱的发生。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将巴西此次骚乱形容为“政变企图”,他还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总统身份,呼吁各成员国共同对抗巴西的反民主进程。
欧洲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欧洲国家和机构领导人,谴责暴力事件,表达对巴西民选政府和民主制度的支持。
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示威者强闯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为,认为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的攻击“令人发指”。拜登表示,巴西民主制度“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资料图:美洲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会见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同卢拉总统一道呼吁立即停止这些行动”。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则点名称:“我谴责博索纳罗无视民主原则,煽动对巴西政府大楼的无耻攻击”,“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发生至今两年,特朗普的遗产还在继续毒害北半球”。
不得不说,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态,是整件事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信号了。
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当政,为谴责对头共和党的特朗普,拜登政府公开表态要和美国曾千方百计想“除掉”的卢拉站到一起。
然而,美国似乎得了健忘症,是谁将拉美视为自家后院为所欲为?是谁在拉美诸国包括巴西煽动颜色革命和政变?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卢拉需要吗?
另一方面,美国是不是忘了博索纳罗在佛罗里达州“避难”?“巴西特朗普”的弃子命运,来得这么快?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曾被认为与国企贪腐案有关,获刑9年半,图为2018年其前往警局时记者蜂拥采访。
事实上,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此次当选总统十分不易,被巴西劳工党誉为“凤凰涅槃”。此前两任巴西总统期间,卢拉提振了巴西经济,帮助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声望极高。
然而卸任后,卢拉被指贪腐入狱,在狱中度过580天后,定罪被撤销。随着他赢得历史性的第三个总统任期,人们期待这位获称“博索纳罗解毒剂”的老将,在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大展身手,再次团结这个国家。(完)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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